什麼樣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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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e are busy pursuing what everyone think is good, or worthy, do we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e are pursuing, or do we really know what we need? Or are we just follwing the crowd? As a citizen of the earthly kingdom, i am a Taiwanese. So i need to find out who I am as a Taiwanese. What is taiwanse, and what is taiwanese Spirit! As a citizen of God's kingdom, i am to figure out what it means to be a Christian.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Christian. Who am I really? that is a good question to ponder upon today!
　香港宣傳自己的標語是：亞洲的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 這個自我標榜沒錯，觀光客所看見的香港也是這樣一個面貌：地面上有高聳入雲的大樓、時髦精美的商店，地面下是四通八達的運輸密網、人定勝天的填海技術。看得見的是名牌銀行林立，貨櫃碼頭如山，看不見的是精細複雜的金融制度，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清廉效率的政府、法治的管理。
　國際上所看見的，以及香港人自己所樂於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香港：建築氣勢凌人、店鋪華麗光彩、英語流利、領口雪白的中產階級在中環的大樓與大樓之間快步穿梭。也就是說，中環代表了香港，「中環價值」壟斷了、代表了香港價值：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裡追求個人財富、講究商業競爭，以「經濟」，「致富」，「效率」，「發展」，「全球化」作為社會進步的指標。
　外面的人走在中環的大道上，仰著脖子欣賞高樓線條的炫麗，不會看見深水陂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頓的失業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觀塘和元朗卻從沒去過中環的新移民婦女。外面的人守在尖沙咀海濱星光大道上等候驚天動地的煙火表演，不會想到，香港七百萬人中有一百四十五萬人活在貧窮線下，有很多很多的獨居老人像雞鴨一樣長年住在籠子裡；不會想到，這個「亞洲的國際都會」在貧富不均的指標上高居世界第五，與智利、墨西哥、哥斯達尼加、烏拉圭同流。外面的人不會想到，姿態矜持而華貴的中環其實只是香港眾多面貌中的一個而已。
　這樣的敘述，其實也不正確，因為我很快就發現，香港裡面的人，也有許多人看不見中環以外的香港，也把「中環價值」當作唯一的價值在堅持。
　拆，拆，拆
　九龍寨，調景嶺，早就拆了。因為九龍寨和調景嶺骯髒、混亂、擁擠，用「中環價值」來衡量，代表了令人羞恥的「落後」。九龍寨和調景嶺所凝聚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情感，是掃進「落後」的垃圾堆裡一併清除的。
　旺角的郎豪酒店剛剛落成。龐大的建築體積座落在窄窄的上海街上，高牆效應使上海街上的人變得非常微小，彷彿老鼠爬在牆角下。啟德機場移走之後，九龍的建築限制改變，郎豪預告了九龍將來的面貌：九龍也將中環化。
　灣仔的Mega Tower酒店也是地產商一個巨大的建築計畫，如果通過，意味著灣仔老街老巷老市場的消失，老鄰居老街坊的解散；意味著原本濃綠成蔭的老樹要被砍除，栽上人工設計出來的庭園小樹，加棚加蓋鋪上水泥，緊緊嵌在大樓與大樓之間。
　Bauhaus 風格的老街市要被拆除，藍色的老屋要被拆除，石水渠街的老市場要被拆除，中區警署的歷史建築群，包括域多利監獄，要交給地產商去「處理」，讓他們建酒店商廈。更多的酒店，更多的商廈，更多的摩天大樓，像水淹過來一樣，很快要覆蓋整個香港。
　中區警署：祖母的日記能招標嗎？
　來香港一年，有很多的驚訝，但是最大的震驚莫過於發現，香港政府對於香港歷史的感情竟是如此微弱。讓我們看看中區警署。就藝術而言，中區警署建築群的風格代表了殖民時代的美學，在香港已經是「瀕臨絕種」的稀有建築。就歷史而言，域多利監獄當年監禁過反清的革命志士，也殘害過反日的文人。是否監禁過孫中山，史學家還在辯論；即使將來證明沒有，辯論的過程本身也已經為歷史添加了重量。而即使沒有孫中山，難道戴望舒（詩人，星島日報副刊編輯，因宣傳抗日而被日人於一九四二年春天監禁於域多利監獄。）的獄中血淚還不足以使這個監獄不朽嗎？
　獄中題壁
　如果我死在這裡
　朋友啊，不要悲傷
　我會永遠地生存
　在你們的心上……
　當你們回來，從泥土
　掘起他傷損的肢體……
　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著太陽，沐著飄風
　在那暗黑潮濕的土牢
　這曾是他唯一的美夢 1942.4.27
　除了戴望舒之外，還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歷史深埋在域多利監獄裡？牢房裡頭若是江洋大盜，他可能凸顯了香港的治安史；若是因貧困而犯罪的升斗小民，他就呈現了香港的底層庶民生活史；若是飢寒交迫的非法移民，他就刻畫了香港顛沛流離的遷徙史；若是屈打成招的政治犯，他就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史押上了筆錄。
　每一個牢房、每一面牆，都是香港史的證物。我敢說，域多利監獄裡的每一塊磚都是濕的，因為它滲透了香港人的母輩祖輩的淚水和嘆息、香港人集體的創傷和榮耀。政府哪裡有權利把它交給地產商去「處理」掉？你會把祖母手寫的日記本拿去招標出售嗎？
　西九龍：為誰而建？
　香港政府不僅止將充滿歷史記憶的老區交給財團去開發，空曠的新地同樣放任財團去發展。西九龍簡直就可以直接寫進文化政策的教科書當作負面教材範例。香港核心區最後一塊濱海的鑽石地帶，如果講明要做商業開發，靠賣地賺錢，也就罷了，可是政府說，這將是文化項目，要有四個博物館，三個表演廳等等，要在文化上建設香港。
　要建設一個文化的香港，是不是先要知道香港有什麼，缺什麼，哪裡強，哪裡弱？在招標之前，起碼有幾十個非做不可的研究調查：
　譬如藝術教育整體研究：香港的教育制度裡有多少藝術教育？與國際評比如何？藝術教育缺哪一環？香港人希望自己的下一代有怎樣的文化素養？西九龍規劃需不需要把青少年的藝術教育當作核心思考？
　譬如創意產業調查分析：哪一個產業在香港最具競爭力，最值得重點扶植？如何扶植？動畫是否已被韓國領先？水墨是否有發展空間？設計是否是香港的優勢？如果是，應該設立博物館還是設計學院還是兩者都不要？
　譬如藝術人才培養計畫：除了補助以外，是否應該有制度的變革？是否應該提升智慧財產的保護、是否應該加強大學的藝術科系，西九龍如何用來培養本土創作……
　譬如……
　西九龍落在商人手裡，於是我們就看見典型的香港商業操作上演：一個說，邀了龐畢度來開分店，另一個就說要與古根漢合作，第三個更厲害，找來了「八國聯館」，號稱要聯合北京的故宮、芝加哥美術館、俄羅斯埃爾米塔日故宮博物館、羅浮宮和奧塞、澳洲博物館、英國維多利亞及亞伯特美術館、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商人玩藝術家、建築師、美術館的名字跟他們玩Gucci皮包、Bali皮鞋、Armani服飾、Dior化妝品手法一樣，只是文化的意義被掏空。
　有沒有人在問：這些聲名顯赫的國際美術館進到西九龍，為香港人帶來什麼？香港的孩子會得到更好的藝術教育？本地的藝術家會得到更多發表的空間、創作的資源？香港文化會從此扎根，香港人會因而對香港文化更有自信？還是說，香港因此會吸引法國人來香港看羅浮宮和奧塞分店，吸引美國人來香港看古根漢分館，吸引俄羅斯人、加拿大人、西班牙人來香港看他們國家的東西，或者北京人來香港看故宮典藏？
　西九龍究竟是為什麼而建？為誰而建？更核心的是：香港的文化藍圖究竟是什麼？人文素養的厚植、文化發展的永續，策略又是什麼？如果對人文有關懷，對未來有擔當，這些問題都是決策者不能逃避的問題。
　開發，是香港的意識型態
　老區成片成片地剷除，新區不經思索地開發，財團老闆坐在推土機的位子上指揮，政府官員坐在冷氣呼呼的辦公室裡微笑。當財政司長笑瞇瞇地宣布要「開發」大嶼山──建設刺激遊樂場、水上遊樂場、高爾夫球度假村……我又像野貓一樣弓起背、毛髮直豎，想問：你的2030年城市藍圖是什麼？發展還是保育的抉擇、香港的城市定位，都清楚了嗎，在你把綠油油的大嶼山交給財團、變成工地之前？
　在香港，經濟效益是所有決策的核心考量，開發是唯一的意識型態。「意識型態」的意思就是，它已經成為一種固執的信仰，人們不再去懷疑或追問它的存在邏輯。所造成的結果就是，你覺得香港很多元嗎？不，它極為單調，因為整個城市被一種單一的商業邏輯所壟斷。商廈和街道面貌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還是太古廣場還是置地廣場，一樣的建築，一樣的商店，一樣的貨物，一樣的品味，一樣「歡迎光臨」的音調。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見物品看不見人，物品固然是一個品牌的重複再重複，售貨員也像生產線上的標準模。連咖啡館都只有標準面貌的連鎖店。
　如果僅只在這些大商廈裡行走，你會得到一個印象：香港什麼都有，唯一沒有的是個性。大樓的反光，很冷；飛鳥誤以為那是天空，撞上去，就死。
　城市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是：老街上有老店，老店前有老樹，老樹下有老人，老人心裡有這個城市特有的記憶，他的記憶使得店鋪有任何人都模仿不來的氛圍、氣味和色彩。如果不是老店，那麼什麼都不怕的年輕人開起新店，店裡每一根柱子，柱子上哪怕是一根釘子，都是他性格和品味的表達。離了婚的女人開起咖啡館，每一只杯子、每一張桌布每一瓶花草都是她個人美學的宣示。老婆婆的雜貨店賣的酸菜還泡在一個你從小就看過的陶缸裡，成為你日後浪跡天涯時懷鄉的最溫暖的符號。
　香港不是沒有這種個性和溫暖，買得到野薑花的石水渠街、印過喜帖和革命文宣的利東印刷街，都是香港最動人最美麗的城市面貌。但是在「開發」的意識型態主導下，他們在一條街一條街的消失，被千篇一律面無表情、完全看不到「人」、看不到個性的都市建設所取代。
　政府和財團進行土地的買賣，嘴裡吐出天文數字，對著鏡頭談經濟效應；我納悶的是，那麼誰在負責思考：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龍應台，作家，文化評論者，首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擔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客座教授。)